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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察冀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发布时间:2017-09-03 16:36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同志们!卫生会议开了几天,今天就要结束。全军区卫生部门有许多应兴应革的事情,在姜部长的报告中和同志们的发言中,提出了很多。由司令部审查后,有哪些工作应该做和怎样做,将以训令发布;有些属于专门性质的问题,昨天殷主任已经解决了。我只就感觉到的与所希望的简单意见,向同志们讲一讲。这里我想把三年来(一九四0——一九四二)军区卫生工作建设上的情况概略地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获得了许多成绩。

记得白求恩同志在临逝世前的遗嘱上讲到今后卫生工作时,曾提出疟疾的严重性,建议要准备大量奎宁,预防与治疗疟疾。可是那时我还是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卫生机关也没有把他这个遗教变成事实。那时我总觉得在北方疟疾不会象南方那样严重。自一九四0年以来,在部队中、居民中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相当大,这说明我们对药品的准备是不充分的。病后怎样调剂营养,怎样恢复健康,因而增加了死亡率。后来,大家对疟疾的严重性才有了足够的认识,从一九四0年后的药品的准备上也比较充分了。在一九四一年反扫荡前后,整个部队用了很大的注意来预防与治疗疟疾,做好病后恢复健康的工作。虽然三分区疟疾普通严重,但比一九四〇年冬季要轻些。

在药品方面,我们虽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始终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药品。譬如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处科药品却不感到缺乏,还有够一年使用的储积量,纱布棉花没有间断过供给,并且质量不比外边医院差。又譬如内科特效药象奎宁等,虽然分配上还有毛病,但病人能大量吃到,能按时供给。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我们对中药的制造和代用品的采用,也有相当大的数量,泡制亚砒酸生命素等已达一千磅以上,使患疟疾病后的人能普遍吃到这种有效的补药。这同国内战争的时期相比是要好得许多的。

再就医务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上来讲,我们同样取得相当的成绩。正如昨天姜部长所报告的,国内外的医药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从国际方面来说,白求恩、柯棣华等对边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去年反扫荡正激烈的时候,我曾接到“美国援华委员会”为五台山区八路军寄赠一千五百个床位的经费、药品的电报;美、英、印“援华委员会”对我们都抱着巨大的同情,在物质上给予许多帮助,只因交通困难及种种原因,许多药品我们没有收到。另外国内许多专家也贡献了许多力量。“白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简称)在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医疗干部的培养上,几年来已有相当大的数量与成绩。这便是我们辛苦创造与培养的结果。有的同志觉得还有许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局限于狭隘的经验,必须追求科学,向专家们学习,因此才发现有许多疑难问题尚未解决,这正是表明我们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了对专家们的信任。只要我们力求进步,我们不真正能够进步。

我想,在今天的会议上,如果只拿一年的工作来看,还不足以表现我们的进步,如果把三年来的卫生工作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年比一年进步,这是我们应有的认识。

但我们面对这些成绩是否就满足呢?不能。我们还有很多弱点。就整个后勤工作来说,卫生工作还是最薄弱的一环。昨天卫生部门及政治部门许多同志发言中举出了严重的现象,如马虎医治,草菅人命,不关心伤病员,贪污浪费等,在有些医院中存在着。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卫生部门担负,同时要依靠整个军区部队帮助克服与整顿。我们大家都应该重视这个部门的工作,不能只怪政治工作保证不够,或者说卫生部门工作没有搞好,或者单纯归咎于管理不好与卫生机关人员质量差等,应该从多方面去追究与了解。总之我们的缺点是存在的,有些严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必须克服与肃清,才能把卫生工作健全起来。卫生建设在整个后勤工作中是很繁重的,如果在敌后根据地搞不好,就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苦恼,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甚至影响到对战争的领导。

在物资供应上,我们曾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供给部门对伤病员的给养用品是注意到的,是有办法的。譬如白面、大米如何调剂,烤火费如何规定,如何消灭伤病员的虱子,置备衣服、垫子、被子等都做得还周到。至于这些东西用了多久,破了多少,我们各卫生部门是否有统计数字呢?一般是没有的。

就药品方面讲,不管中药西药,我们不惜耗费巨款去购买,在这方面,我们不曾吝惜过一个铜板,开支比工业部造东西费的钱还多。但有些我们用得不适当,也没有很好考虑这个问题。譬如有的药品存放了三年还没有用,有些在窖洞时烂掉了,有些药品买来就是假的,浪费了相当的经费,我们今天还感痛心。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造成伤病员很大痛苦。这问题曾一再提出,亟待克服与纠正。

在技术方面,虽然我们整个来讲是提高了,但还很不够。我们有许多专家,正可以做没有成“家”的人们的老师。我们技术差的同志应虚心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提出疑难问题。实验的精神是应该发扬的,但必须具备一定把握,不要以人命做儿戏,把人实验死。西医是科学的,但仅是书本上的一点知识,不能认为了不起,那还是教条,没有足够的经验是不行的。同时西洋人与我国人无论从体质上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从文化与体育发展上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曾经是对的,在我们就未必对,如果硬用他们的标准来看,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肺病患者。所以我们在学习与吸收外国东西上,还要细心研究,不但要有科学根据,尤其要把科学适当用到具体的对象。一方面要追求科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变成教条。须知一件事物,即使用科学根据,并不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都适用的。

这里,讲一讲我们对专家的态度问题。首先从白求恩同志讲起。他初到边区时,不大了解敌后游击战争环境的特点,不了解边区物质生活上落后的情形,一开始就提出建设模范医院的方案,规定要哪些设备。当时我很为难,因为照他那样做吧,行不能,但加以拒绝吧,一开始就给他一瓢冷水也不好。当时我便想折衷的办法,不根本推翻他的意见。我告诉他说:“你的办法是科学的,不过不能运用到具体环境中来”。当他在耿镇布置医院房子一时弄不起来时,我说好吧,在一切尚未妥当前,暂且改造一下庙宇,把建筑计划暂放到第二步吧。接着伤病员很快就来了,组成了白求恩“模范医院”,实际上就是在一座破庙里搞起来的。经过不久,到九月二十日,敌人从平汉线、从五台山出动扫荡,白求恩“模范医院”不能不搬家了,先后搬到合河口、长峪等小村里。他说分散倒好,老乡都很好,对伤病员没有妨碍。我说:“那么房子不要建筑了吧!”这就是说,他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科学的一套,拿到今天这敌后游击战争与经济落后的环境里行不通,他才改变办法,分散建设医院。一九三九年他到冀中,经历了一次反扫荡,得到了怎样打仗,怎么流动,怎样救护,怎样搬动医院的经验,回来就在石家庄写了一本《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把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做好架子,把汽车换成马车。这种改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这样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今天汽车在边区之不科学,正如骡子在美国之不科学一样。可是他的遗著,我们是否很好的研究过呢?我们口里时常叫科学化,可是在现在环境怎样才叫做科学化呢?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小问题,不值得注意,其实这正是具体的科学问题。我们读过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觉得它与白求恩的著作的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个皮包多么大,带几枝红蓝铅笔,需要什么小刀、几张纸都具体的规定出来。同样的,白求恩也把一个医生要带好多碘酒、棉花等(一般人认为零零碎碎的问题),都具体周密地规定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每件事情都经过脑子想过,不是随随便便处理问题的。这些,他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再就是北平东交民巷电灯公司工程师布朗斯基来到边区,在谈到工作问题时,我说:“你还是回荷兰去吧!”他说:“我已无家可归,这里有什么工作可做,还是留在这里做点工作。”我说:“好吧,你先到边区看一看,是否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可以工作。”结果是,他提出要有什么机器才行,哪样工作才对,否则他没有办法。结果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土工程师,送他到重庆去了。今天我们工业部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可是许多东西可以做。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不要以为“边区科学家”这个称号对他们是贬低,要知道别的科学家的办法未必在边区能用。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今天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边区科学家可贵的地方。班威廉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大学教授,他对于边区科学家备加赞扬。他说:“在今天环境下能够造出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今天在艰苦抗战中他们成了科学家,那么在反攻后新中国的建设上,他们的岗位也将是很重要的。”这是外国科学家对我们边区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我们对之应有足够的估计。昨天殷副校长讲到外边的大学教授、医生认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器材与手术室才能治病,但今天我们的手术室却只是一座小房子,同样可以截肢、接肠子、装人造肛门,做好了许多相当繁难的手术。如果一定要协和医院那样的条件,那么在边区根本就不能施行手术了。那些人楠多只是那个地言的科学家,而不能成为边区的科学家。边区的科学家是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

我们卫生部门的专家,不是轻易称“家”的。所谓“专家”,必须有长期研究和创造,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在医务方面,过去我们曾集中我们的专家于部队和学校,使他们在培养干部上,在医务治疗上,发挥了威力;今年还把他们组成“医药指导委员会”,成为边区医药界的权威组织,全边区医药技术上的问题都要服从它的指导,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教学方面,他们需要了解全部队、全边区的卫生情况,加以研究整理后,提供大家执行,发挥治疗的威力,并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使学生不会停止在书本教条上,而能与边区的实际联系起来。昨天殷主任要求大家多提供问题,因为问题越多,则研究的材料便更充实,更有进步。三分区能多提问题,是很好的,这比他们到各处去询问要好得多。殷主任指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反映的材料太少,或不具体,缺乏必要的材料供专家们研究解答。今后应多提问题,并注意具体。“医药指导委员会”将给予边区医药界很大的帮助,今后除他们本身研究问题外,还要解决下面所提的问题,以发它的力量。今后医药方面的许多争论问题,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也只有这里才能做这个结论。这是我们尊重专家、提高对专家信仰的措施。

关于同志们所提出的边区卫生运动——部队与群众的问题,这问题老早即已提出,可是没有搞好。今天重新提出,就要进一步想办法去进行。但是仅仅组织一个委员会,没有人指导是不行的。譬如厕所问题,关系着边区的经济与文化,因为可以供给农业肥料的来源,不能完全埋掉,又没有那么多石灰去完全消灭蚊蝇,但是相当地减少其数量与多填干土,是可以办到的。关于整个卫生运动,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建议边区政府,说明预防明年疟疾、痢疾流行,在人民群众中发起卫生运动的理由和办法。一方面教育宣传,一方面从行政上督促检查,切实执行。

目前在医院中发生领导上的多头制,常常不能解决问题。今后卫生机关的工作要必变,实行体育场上的一元化。现在一个机关中有行政系统,有医务系统,遇事互相掣肘,妨碍工作。今后明确规定卫生机关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怎样进行治疗,保证早日出院,恢复健康,减少死亡与残废。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卫生部门工作的中心。它的指导以医务人员为中心。行政工作要适合医务工作的要求,政治工作也同样。如果说政治工作在战斗部队的任务是怎样保证战斗任务工作的完成,要适合于医务工作的要求。一个指导员计划部署错了,政治工作怎能保证其必胜呢?同样一个病症,医生诊断错了,处方错了,政治工作又怎能保证其痊愈呢?所以今天卫生部门的工作不是谁重谁轻的问题,而是它的中心所在的问题。今后确定医生的中心领导者,决定一切医务行政,如伤病员的收留、出院、转院,不由指导员决定而由医生决定。医生决定某个伤病员需要什么东西,行政供给人员就应供给他。在一个部门有几个医生的时候,应确定众所公认较高明的一个医生为中心领导者,大家实行会诊,一切医务治疗,由中心医生调度。今天我们要把作风大大改变一下,不要把过去的东西一成不变,既然发现了缺点,就要断然去改正。有许多问题是专门的问题,我们既不是专家,就不要横加干涉与牵制,使之无法执行任务。更具体地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从政治上保证完成医务计划。保证伤病员迅速恢复健康,减少死亡、残废;保证工作人员与伤病员的导线高涨,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医生怎样工作,我们的工作也要求得怎样去适合,不能把连队政治工作那一套搬到医院里用。譬如连队青年队,号召每个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射手,那么卫生机关青年队便有具体内容。以看护员来说,应该号召他们每个人都成为爱护伤病员、关心伤病员的模范。一切为着医治伤员与消灭疾病,必须根据具体工作内容,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吸引医务人员参加政治工作,是对的,但其内容应与连队要求不同。譬如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条件与品质就是对伤病员关心爱护,态度和和蔼。吸收他们参加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要养成他们的这种高尚的道德。不要使医生担负许多政治工作,否则会影响到他的本身工作。医生就是医生,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诊断、治疗与消灭疾病上,好象战斗中重要的指挥员一样,不要把什么工作都分配给他。同时医生本身也应该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道德。每个医院确定一个医生作为中心领导者,其他医生应在他的意图下,帮助完成工作,服从他的决定。当然在医生干部的配备上,卫生部门应该慎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强的医生不要堆在行政机关里。所有医务行政机关与人员都应该接近病人,到医院中去。反对庞大的上层机关只摆大架子,一科一股的留着许多干部,而医院却没有好的医生,甚至只用看护员看病开处方。好的医生应该放在医院和前方,治疗伤病员,只是堆在机关里做科长、股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后除留下最低限度足以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员外,应大批派到医院中去工作。各级卫生机关要秉此精神来改组。

对医务干部问题,有许多同志的发言,我觉得不完全对。我们要提高技术,但不要对“白校”学生要求过切,估计过高。“白校”毕业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才告一段落,马上就要分配很重要的工作任务,使他力不胜任。今天提的过高,明天碰了钉子,又说如何不行,反会影响他的情绪与信心,使他们消沉下去。这不是培养干部,而是糟蹋干部,是不妥当的。因此,要求迅速毕业就不合适。学校本有一定计划与时间,不能提早毕业,如果让未成熟的学生统统毕业,不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卫生部门的其他干部,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后勤部门最“拉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管经济部门与卫生机关,干部的分配都是经过适当调整的。不久以前,我问罪这样发誓:谁如果把不负责任的人往后勤部门尤其是卫生部门推,谁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过去我们在这些部门是吃过那样的亏,受过苦的,可是今天已经逐渐解决着,并不是那样“拉杂”。在司令部和后勤部门,绝不要把在前线不负责的干部调来充数,在政治部也是一样。我们要肃清长期的坏传统,把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放在后方机关涌来涌去,常常做出最坏的最情,这就是没有“良心”。我想再没有比用“没有良心”一语更使人咀咒与痛恨的。

至于医院中同志们所提出的一些困难问题,我觉得并是不那么难解决。如果我们医务干部将上述医药等问题解决了,困难就减少了一半。有了医生,有了药品,还有什么困难呢?给养适当地调剂,没有人从中揩油,这问题也就可以解决。至于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供给方面的运输、勤务、人事问题,医务人员做其他工作太多的问题,这些在分区甚至在医院中就可以解决,用不着提到这里。譬如运输、勤务、人事问题,就可以召集附近村长商量,我们替当地老乡看病,请他们替我们搬运点柴、菜,大家互惠互助,我想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定要从抗战勤务上来拨动输人员,可由分区与专区交涉,用不着由边区政府下命令。再一个办法,是找分区首长,让辎重队每月运几次粮食、柴、菜,也不是办不到的。此外菜蔬可以委托管理科代买一些,由辎重队驮回,也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如果都成为问题,那么工作中发生新的困难就更多了!至于看护员不断出差,赞成看护员不够,影响到照顾病人,如果勤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而解决了。

提高护士质量,今后可在“白校”附属医院实际训练。由各医院轮流抽调护士到那里实习,不是上课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批一批地轮流训练,逐次提高。因为现有护士大多受过训练,并经过几年工作锻炼,技术水平文化水平是较前提高了,小的也长大了些,在现有基础上把他们继续提高是可以的。

关于药品统一购买问题,有些同志的观点很不对。卫生部不准他自由购买,他便要求按季节发给。是的,应该按季节发给,但我们是从外面去买,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因为敌人不让我们顺利地购买。实际上军区不能按时发给,分区难道就能按时发给吗?我们过去的痛苦,难道还不知道吗?药品被奸商操纵,由于我们各自争购,弄得价格高涨,市场混乱,甚至影响到整个边区的金融。譬如本来值一百元的东西,由于大家争购,提高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假如我们统一购买,他如继续上涨,我们就不买他的,奸商既不肯放弃这个唯一大主顾,就会自动减价。同时,宗派主义的坏传统有些部门中非常浓厚,他买到的药品,你要调一点就很困难,甚至在哪一路买得的也不告诉你,以夸示自己有本事。同志们!大家是共同为着自己的军队服务,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一个部门好,其他的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办法?又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本位主义作风,失掉了共产党员起码的品质。我们统一购买、统一分配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关于随便带走器械问题,除了专家们自己的书籍器械可以自由地处理外(也可以卖给公家),公家周购置的一切东西,都不是私人的。每个医生调动时,一定要交代清楚,一把钳子,一副听诊器,都必须留下。到那里用那里的东西,一切器械由公家统一分配,以有余补不足。那种随便带走公物,即是十足的私有观念与个人主义的表现,卫生机关应立即纠正,严格遵守制度。

关于中药问题,我不详细说。大家认为西药有科学的根据,是的,但因此根本否认中药,却是不科学的。今天只能说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分析中药,并使之科学化。我们要学习日本人中药西化,日本医学中有汉医一科,用高度的配方科学知识来研究中药,得到了相当成效。今天我们要自力生解决困难,就必须用中药来解决问题,真正用它来治病,绝不可以只是用中药来应付一下,来敷衍塞责。中药是有效验的,否则我们何必每年花费巨款来进行这一“无谓的”事情呢?至于何种中药有效,能治什么病,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研究实验决定,是否科学,以实践为凭,并予以系统的说明。同时名目不要太多,应集中力量于几种特效药的制造。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今年准备一些西药,明年反攻时一切都可以解决,这样推断是不妥当的。我们自力更生,还要长期打算,不要认为反攻时一切都是甜的。反攻是什么呢?就是和日本决战。大战一到,一切都操在“四海龙王”和“火神菩萨”手里。我们不是成天听见上万吨的船只沉没和成千架飞机炸毁房屋工厂吗?你以为反攻时一切都有,我却以为什么都困难,或没有。决战时期并非什么都是甜的。就是反攻以后,也不会马上得到解决。譬如荷兰工程师还要回到荷兰,把工厂恢复起来,制造好奎宁。还有船只运输问题,要经过相当时期才能恢复。那时“拜尔”大药房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上海中西大药房也许会被美国飞机炸坏,北平、天津也许没有什么药品,也许住在协和医院吃五台山的党参,发疟疾要吃扑疟丁。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艰苦地实现自力更生,这不是应付,而是真正要起死回生,治病救人。今后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研究实验,并说明各种中药的物资、用量、用法,提出科学的根据,使医生与病人对它有充分信心,提高中药的价值。否则,明明是好药,医生、病人对之缺乏信心,以为是应付,在精神上已先起坏作用,就难以把病治好。“医药指导委员会”除本身工作外,还有许多问题,如把医生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伤病员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写成教育材料,用“医药指导委员会”名义公布,这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对于专供药商敲诈发财而于人无补的“补药”,如象维他赐保命之类,曾作过决定,下过训令不准购买,但最近仍有干部病后以几十元购买请求报销,不予批报便说对他不重视。同时也有些医生以不负责的江湖态度对待病人,叫病人购用这些东西。今后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作一决定公布,给予科学的否定。此外,规定今后只有医生才可开处方,没有医生的处方就不发药和报销,这点也希望“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说明。

以上这些重要问题,有的已经早有决定正在执行,我再次提到同志们面前,使同志们重新加以认识与正确执行。我讲的就到此结束。

*此文是聂荣臻同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讲话。当时他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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