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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

发布时间:2017-09-03 16:30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聂荣臻同志是怎样为科技人员改善工作条件的

武衡

一九五六年底,聂荣臻同志开始主持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从那时起,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在工作中,荣臻同志正确地贯彻党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高瞻远瞩、平易近人,知人善任,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荣臻同志对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尊敬和爱戴,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这里,我想从他如何关心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条件和科研成果的宣传推广方面,谈一点情况和个人体会。

荣臻同志主持科技工作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业已编制完成,并经中央批准。与此同时,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会大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勤奋工作,希望能以自己的专长为实现科学发展规划,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并缩小我国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但是,旧中国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基础太差了,仪器设备落后,图书资料短缺。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有限。如何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迎头赶上,是摆在当时科学技术领导机关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前的比较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十二年规划的五十七项任务中,有一些是我国从未研究未研究过的学科或新技术领域,不仅国的力量才能开展工作,而且必须从无到有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荣臻同志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提出:“政府现在把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系统地同时也是逐步地加以解决”。不久,他又在一次有几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是个老兵。科研工作好比打仗,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我就是科技战线的一个后勤部长。”这给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极大的鼓舞,也给全国的科技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后勤服务人员以莫大的激励,使大家深深认识到做好科研后勤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我国科技战线的广大职工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同心协力,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对后来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前完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心知识分子,从物质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专长,帮助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使他们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才是广大科技人员最大的希望。荣臻同志深深知道科学技术人员的这种愿望和要求,他是知识分子的知心领导人。

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听取了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呼声,决定成立图书、档案资料、仪器设备和化学试剂四个专业组。经过调查研究,由专业组分别提出了四个专门方案。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根据荣臻同志的报告,能过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关于改进科学仪器生产、修配和供应的方案》和《改进化学试剂工作方案》。这些方案的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条件的改善,使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科研机构所需要的科学仪器的特点是品种多,数量少,质量高,规格复杂,而且有时要得很急。当时,我国科学仪器的生产供应工作还很不适应这种要求,供需矛盾比较突出。仪器工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是空白。解放后短短几年内虽然有些发展,但与需要比较起来差得很远,数量少,质量低,一些比较精密的仪器不得不依靠进口。再加上仪器字处理部门工作不熟练,计划手续繁杂,不能适时供应,影响科研工作的进展。为了解决计划供应的不足,适应科研工作的特点,荣臻同志亲自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建议成立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一九六二年,在原北京科学用品服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器材公司。以后,又按当时的大区,分片成立了几个分公司,负责科学仪器计划外的供应、调剂、修配、服务等工作。结合当时仪器供应困难的产际情况,荣臻同志非常重视仪器的修配工作,他说:“由于品种多,规格复杂,所需要材特殊,生产工厂一般是不大欢迎修配业务的,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做出适当规定,来满足这一需要。例如谁家出产的仪器谁家负责修配,生产工厂应当留出一定力量接受修配任务,指定某些工厂或车间专门负责修理等。同时应当向工厂职工说明修配业务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物资和外汇,帮助科学研究的发展,而且通过修配业务还可以提高仪器工业的技术水平。”中国科学器材公司经过逐步发展,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某些中心城市都成立了器材公司或服务处,形成了全国的仪器供应服务网。实践证明,这种法做是非常必要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在加强国内生产和修配的同时,为了解决科研工作中的仪器又受到各种阻碍,进口一台贵重仪器是不容易的。有的单位进口了,其他单位不知道,或不能利用,又要求另外购置。这不仅浪费了外汇,失去了时间,而且现有仪器也得不到充分利用。为解决这一问题,荣臻同志指示成立全国仪器管理组,由科委牵头,外贸部、一机部和国防科委等部门参加共同组成,负责全国科学仪器的进口和修配等规划协调工作。凡需进口的仪器,必须报仪器管理组审批,管理组交给有关工业部门审核,看国内能否生产,如国内能生产的,就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提交外贸部考虑进口的可能途径,如可能进口,不是确属需要的,然后才由国家科委批准。这样,仪器的进口工作得到了改善,既节省了外汇,又缓和了供需矛盾。

荣臻同志非常重视图书档案资料工作。他经常告诉我们,要搞好图书资料的采购工作。要让科学家、研究人员打开眼界,看到世界上最新的东西,经过他们的消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时图书馆的发展还没有全面的规划,各系统、各单位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和协作,藏书分散而又重复。他指出:“我们打算在北京、上海根据现有的收藏条件,把几个较大的图书馆首先组织起来,形成全国中心图书馆,并且在几个大城市组织地区中心图书馆,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服务,并负责指导和帮助其他图书馆的工作。”这样就把全国的主要图书馆组织起来了,馆藏也弄清楚了,出版了《全国新书通报》、《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和中、西文、日、俄期刊联合目录等,开展了馆际互借,更有效地为科学研究、教育和生产部门服务。同时还调剂余缺,从大城市调了几批重复的图书支援内地和边远地区。

国家为购买图书资料等提供了一笔经费和外汇。为了减少重复,避免盲目购买,把有限的钱花刀刃上,全国和各地区的中心图书馆还负责审查和协作单位购买外国书刊的计划,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外汇。六十年代初,我国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进口图书的外汇大幅度下降,加之当时的进口图书的体制也不适应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进口图书问题亟待解决。在陈毅同志的倡议下,经国务院批准,一九六二年由国家科委筹建了中国外文书店,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进口总公司。荣臻同志对书店的工作和经营思想做了明确规定,他指出,在经营上“要树立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要降低书价,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在引进国外图书资料方面,由于书刊中有时夹杂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工作人员有些顾虑。他说:“不要轻易说这本不好,那本不好,不要自我封锁。买进来的书,也许有个别的是反动的,那就放在一边,内部研究,不要怕,不要因噎废食。不清楚的,可以先请教科学家,或者先买一本看看。要增加品种。”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后,荣臻同志的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提出进口图书的问题。毛主席指示要注意进口社会科学书刊,并批示增拨外汇。此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进口书刊的外汇逐年增加,一九六四年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了一倍,科技图书资料的供应工作得到了改善。

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科学会堂成立,中国外文书店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国外新书销售服务部。开幕那天,聂荣臻、郭沫若等同志亲临参加。他们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希望外文书店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送书上门,服务到家。这个服务部为中国科学院在京的一些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及时查阅最新书刊的场所。

科研资料的供应和技术档案的管理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办法,特别是技术保密问题必须宽严适当,以免影响工作。荣臻同志指出,“国家机密必须保守,过去的问题是保密范围缺乏明确规定”,“今后……凡是研究工作需要的一般资料,应当一律由有关部门供应。资料多的部门应有专职人员负责进行整理编目等工作,供给科学和教学工作者使用。”还要求建立技术档案管理办法。《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实施几年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发展,荣臻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国有科委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几位副总理汇报后,于一九六五年召开了一次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制订了《关于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的若干意见》,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全国执行。

科学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空出问题是化学试剂的供应问题。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化学试剂的生产和供应作,虽然有了进步,但仍然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科学研究作对试剂的要求是:数量少,品种多,纯度高,标准化。一九五七年,需要的品种在九千种以上,其中常用试剂约一千六百——二千种。可是当时国内只能生产一千种,特别是一些特殊试剂,更显得短缺。荣臻同志指示化学试剂专业组把有关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生产企业组织起来,共同进行研究、试制和扩大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除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几个小厂扩大生产试制外,又在广州、西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试剂厂,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特种试剂车间,还接受特殊试剂订货。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一九六六年,累计生产了六千多个品种,经常生产的达到了二千到三千种。荣臻同志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一次会议上表扬化学试剂小组,并预祝从事化学试剂科研生产的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取得更大成绩。

经过几年的工作,科研工作条件有所改善,科技工作人员的劲头更足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很好。为了更好地完成规划任务,解决还存在的问题,荣臻同志亲自主持,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招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召集各有关部委、各专业组的负责同志开会,布置工作,听取汇报,广泛征求科学家的意见。根据对五十七项任务的逐项检查,特别是对几项紧急任务的检查表明,除长期的科学调查研究任务外(例如青藏高原的考察等),凡有明确目标的任务,都可以提前五年基本完成,实现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一次跃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央和国务院对于科技工作所取得的进步是满意的,因此在一九六二年才有可能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和制定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科学技术长期规划。

也就是在这次广州会议上,科学家们强烈反映,科技出版工作薄弱,科研成果迟迟不能发表,国家花很多的人力物力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白米了实验室,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在生产建设上不能利用,在学术上不能交流,是很大的浪费。科学家们说,他们对外国的科技成果还知道一虚无缥缈,而对国内其他单位的成果却知之甚少,这是很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科学论著不能及时发表,不能取得国际上的及时承认,不仅挫伤了我国科学家的积极性,而且也有损我国的荣誉。荣臻同志急科学家之所急,立即从广州打电话对我说:“出版的问题,要专门抓一下,使科学家的成果有地方发表。”据此,一九六三年五月,国家科委会同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召集各科技出版社、新华书店和邮电系统的七十七个单位开了科技出版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全国性科技出版会议,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关注。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而出版科技书刊则是两项基本任务的集中表现。出版工作搞好了,科研成果才能公诸社会,人才也就涌现出来了。

为开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荣臻同志亲自参加筹备工作,并得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的热情支持。开会时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同志到会讲了话。会议确定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增加中级科技读物和科普读物,组织出版专著,提高稿酬,使科技书刊的稿酬不低于社会科学及文学著作的稿酬水平。同时决定,划三家印刷厂交国家科委领导,改善出版印刷条件。会议还就著作家、编辑、出版社、书店和邮局的关系,进行了协调。会议开得很成功,使我国科技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期。

科技成果推广工作,过去一直是由国家经委负责的。荣臻同志多次指示我们要及时向经委反映情况,使科研成果迅速推广应用到生产中去,为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也是他对科学家劳动的关怀和尊重。同时还决定由国家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兼任国家经委的技术推广局局长。

荣臻同志主持我国科技工作的十多年是我国许多科技工作者经常留恋的十多年,难以忘怀的十多年。现在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人了,仍然经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更是怀着喜悦的心情,注视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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