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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虎腹掏心 开展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战

发布时间:2017-09-03 14:43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所以能降服神通广大的罗刹女,取出巴蕉扇,翻过火焰山,是因为他使出了一招致胜的绝技——潜入罗刹女的腹中,腹内掏心,致其于死地。聂荣臻之所以能够在晋察冀边区坚持八年抗战,并赢得对日斗争的最后胜利,他的秘密也恰恰在于使用了与此同样的招法。如果说聂荣臻与孙悟空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孙悟空的绝技是作者吴承恩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而聂荣臻的招法则是在晋察冀敌后抗战的舞台上真实演出的。


一、把握点线面的关系 孤立点、割断线、控制面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面临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敌人点、线、面结合的军事部署体系。对此,聂荣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做出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的地方都统统占领起来。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的控制方法,来实现它的企图。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个面,它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堡垒,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联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这就是敌人的设想……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敌军的‘点’、‘线’、‘面’呢?那就是,下工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39页)

在抗日战争中,聂荣臻正是由于科学地把握了点、线、面的关系,始终遵循孤立点、割断线、控制面的用兵原则,因而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才导演出一幕幕生动的游击抗敌的活剧来。

第一,聂荣臻开展敌后游击战,着眼于对面的控制,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对面的占领。

在处理点、线、面的关系时,聂荣臻十分注重对面的控制。在他看来控制了面,就意味着缩小了敌人的势力范围,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孤立敌人、打击敌人,为赢得反击作战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面的控制呢?他指出:“我们必须组织若干支游击部队,向敌后反复袭扰,不断的疲劳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领面之中建立许多小块‘活动的堡垒’——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以阻碍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孤立敌之点线,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活动。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19—220页)从这种指导原则出发,聂荣臻在组织指挥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既注重了以小分队、游击队、武工队等,向敌后反复袭扰,又注重了扩大游击根据地,缩小敌人对面的占领。这其中,他所领导的开辟冀中、进军冀东的行动,对于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扩大我军对面的控制,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冀中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是久富盛名的富庶之地。日军侵华以后,便立即将魔爪伸向了此处。然而,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冀中侵占一个地方以后,只能留下个把连排的人员守备,有时甚至留兵更少。对此聂荣臻认为,这为我们控制面正好提供了机会。开辟冀中,在此开展平原游击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着充分的有利条件的。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报告后,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实现对此地区面上的控制。

聂荣臻由五台山到了阜平之后,便着手开辟冀中根据地的工作。他首先派人与活跃在冀中地区的吕正操部队取得了联系。吕正操,辽宁省海城县人,20岁时便拿到了东北讲武堂的毕业证书,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平步青云,升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和团长。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把任总队长。他调往西安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当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前线南撤时,吕正操毅然率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在河北坚持抗战,并将其部队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本人被推举为司令员,不久这支部队便成为了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聂荣臻关于开辟冀中,开展游击战争的想法,与吕正操取得了共识。不久,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担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为了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区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组织了工、农、青、妇、文各界抗日救国会,建立了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冀中人民抗日自卫队分指挥部。从此一块抗日“活动堡垒”在冀中大地树立起来了。

为了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扩大我军对面的控制,聂荣臻指示吕正操的部队,发挥平原游击战的优势,不断地袭扰、打击敌人。从此,平汉、津浦和平津铁路线上,不时地出现了敌人的尸首。

7月中旬,第3纵队的勇士们袭击了石家庄车站,歼敌20余人,毁敌汽车7辆。

7月27日,八路军一部夜袭廊坊,毙敌40余人,争取了40余名伪军反正;另一部袭击了正定车站,毙敌2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9月24日,津浦路上的陈官屯车站又遭到我军民的袭击,毙敌20余人。

……

与此同时,聂荣臻还指示冀中军民大规模地开展拆城墙、破铁路,改造平原地形的群众运动。在两个多月内,相继拆除了肃宁县城墙,河间县城墙和蠡县城墙等24座县城的城墙,使敌人防不胜防。进入春夏之交,冀中军民又破坏了大量的公路,将纵横贯通各个村庄的大道都挖成只能走大车,不能行驶汽车、坦克的道沟,还将挖出来的泥土在道沟两旁筑成土墙。这样,既给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造成了严重障碍,又便于我军民的作战和隐蔽转移。在我军民的合力协同下,不但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春季“扫荡”,而且还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起了一个抗战的堡垒,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平汉、津浦、平津、沧石路之间广大地域的控制。

在开辟冀中的同时,聂荣臻还加强了对冀东地区的 创建工作。

冀东地区,平原丘陵相间,矿产资源丰富,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地带。聂荣臻认为,这是我军开展抗日游击战所竭力必争之地,因为控制了冀东,就意味着控制了东北到华北的陆上交通命脉。然而,这一地区自1933年以来,已经逐步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5年,日军在这里又炮制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各县城镇都驻扎了伪军、伪警,“七·七”事变后,日军在这里的势力也正处于日渐加强之势。针对这种态势,聂荣臻感到,开辟冀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有意义的工作,必须竭尽全力将此工作做好。于是他决定从杨成武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一部分能征善战的兵力,由邓华率队进军冀东。对于如何开辟冀东,聂荣臻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关键是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通过对敌人的袭扰打击,壮大我们的力量,实现对该区面上的控制。

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邓华首先在北平以西地区广泛地开展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经努力,把抗日游击战逐步发展到了房山、涿县、涞水、良乡、宛平、昌平等地,建立了3个县的联合抗日政府,在迁安、玉田、滦县、遵化等县建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冀东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聂荣臻决定由宋时轮、邓华的第4纵队与冀热边特委配合,发动冀东群众大暴动。7月6日,震惊中外的冀东群众大暴动正式发起。饱尝日军压迫之苦的冀东人民高举起义大旗,纷纷加入暴动的队伍之中。几天之内,参加暴动的群众就达20万之众,能编进部队的青壮年战士就有10万多人,原计划成立6个总队,结果达到了39个总队。暴动武装在宋时轮、邓华的具体指挥下,先后攻克了平谷、蓟县、迁安、玉田、乐亭等县城,从而初步形成了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了对冀东广大乡村城镇的面上的控制。

第二,聂荣臻开展敌后游击战,用力于对线的分割,成功地指挥开展了对敌交通线的破袭战。

聂荣臻深知,线是敌人连接点,扩成面的中介和环节,也是敌人作战不可缺少的依赖。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往往是通过其交通线来运送物资和兵员,一旦遇到我军打击,它也往往依仗线而迅速退守。这样一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对线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聂荣臻看来要孤立敌人的点,扼制敌人的面,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斩断、分割敌人的线。线断,则点无法相连;线断则面就失去了生存的依赖。据此,聂荣臻在指挥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尤为注重打击铁路沿线之敌人,并对敌交通线进行破袭和分割。他在《军事问题报告提纲》中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应积极破坏敌之交通,以沟通各战略区域,把各战略区域打成一片,把整个华北作为我们的回旋区与战场。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而今后工作布置应特别着重交通战方面。”(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35页)

抗日战争中,晋察冀部队三次破袭平汉铁路,就生动地体现了聂荣臻这一用兵原则。

晋察冀军区进行的第一次平汉铁路破袭战是于1938年2月9日发起的。当时日军依仗其铁路交通之便利条件,开始由点向面的进行扩张,即对我根据地腹地进行纵深进犯。自2月初,日军第20师团沿汾(阳)离(石)公路向晋西黄河渡口进犯;日军第108师团由平汉铁路 之邯郸西犯,配合第20师团夺取晋西南。为钳制日军沿津浦、平汉、同蒲铁路继续南犯,扼制敌人对面的占领控制,进而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聂荣臻决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斩断敌人的线。随即他指挥晋察冀部队发起了对平汉铁路的第一次出击。2月9日,第3军分区部队袭击了望都、定县、清风店、新乐三县城和方顺桥等地的车站,歼敌500余人,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与此同时,第4军分区部队袭击了驻井陉的日本守军;第2军分区部队袭击了崞县、原平、忻口等县城;第1军分区部队攻克了九宫口、北口、王店等据点,袭入浑源城;人民自卫军、河北游击军则连克清水、霸县和新镇、牛驼等据点,有力地配合了第3军分区部队向平汉铁路的出击。这次作战,不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且达到了分割敌人交通线、牵制敌人、援助友军的目的。

到了第二年的4月,为了贯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努力扩大巩固根据地,以及加强党、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并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聂荣臻决定进一步冲破敌人线的封锁,将根据地继续向东向北发展,直接威胁、逼近敌之平汉、平绥铁路交通线。遂于4月28日,聂荣臻下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出对平汉铁路的第二次破袭战,重点是出击平汉铁路的北段。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和部署,第3军分区部队从4月28日至5月5日,连续2次袭击保定城,攻占南关,并袭入于家庄、清风店、定县(今定州)等车站。4月下旬,第1军分区第1团攻占涞水城,争取1600余名伪军反正。接着又攻入啄县城和卢沟桥,争取800余名伪军反正。冀中部队攻克容城、安次、永清、霸县等县城。平西部队攻克吕平城和阳坊。在此期间,我军还破坏铁路80余公里,至使平汉铁路3天不能通车,并将根据地推进到了铁路附近地区。

继前两次破袭战之后,聂荣臻又指挥晋察冀部队和八路军120师第359旅于1938年的7月6日,发起了对平汉铁路的第3次破袭战。聂荣臻对这次作战的部署是:采取分段、分片,同时出击的战法,以第1军分区出击保定至新乐段;第3军分区出击石家庄至新乐段;第359旅及第2、第4军分区在察哈尔南部(今张家口附近)出击。6日夜,各段、片部队同时发起攻击。第1军分区分兵3路,一路攻克易县,歼敌300余人;一路攻占徐水东侧王村车站;另一路攻入定县车站,破坏了该段铁路。第3军分区乘夜袭入平山县,破坏了石家庄至新乐间的铁路,消灭敌人一部。第359旅及第2、4军分区,分5路向敌人进攻,并相继攻克了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敌伪据点,歼敌一部。与此同时,聂荣臻组织机动部队,袭击了北平近郊之石景山、香山等处,击毁了石景山发电厂,使北平顿时一片黑暗。7月7日,日军派出飞机、步兵联合向北平郊区之我军反击,而聂荣臻则指挥我各路攻击部队灵活巧妙地撤回了根据地。经此战役,我军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毁机车3辆、汽车23辆,破路100余公里。

聂荣臻指挥部队分割敌人的线,之所以能够每每皆胜,原因在于他始终把握游击战之要则,突出游击战灵活性之特点。即当敌人离开线的时候,组织部队适时予敌以打击;当敌人猥集于线的时候,则组织部队予以袭扰或破袭。这样一来,我军在敌人的线上作文章,始终保持了作战的积极主动,而敌人则被其线所自我束缚、自我缠绕,搞得处处被动、时常挨打。这正如聂荣臻所分析指出的那样:“敌人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且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根据地军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然随军携带,而深入根据地腹心区域,交通不便,携带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它的行动。这些,都为我们袭击它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敌人一旦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失败。”(《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82页)

第三,聂荣臻开展敌后游击战,注重于对点的孤立,有力地打击和拔除了敌之重要据点。

点,是连成线、组成面的基本单位,也是敌之屯兵的核心与巢穴。控制面、割断线,最终还要落脚于对付敌人的点上。对此,聂荣臻在处理点、线、面的关系时,十分强调要孤立敌人的点。在他看来,敌人的点越孤立,它的军力发挥就越受限制。否则,敌人点与点相连,则会形成互相倚托之势,必然增强其进攻性和防守的能力。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孤立敌人的点呢?聂荣臻为此没有单纯地着眼于围困,而是强调发挥游击战的特长,积极主动地对敌进行打击。具体地讲,对敌坚固的点予以围困和袭扰;对敌薄弱的点予以拔除和打击;对敌连接的点予以分割和切断;对敌分散的点予以歼灭和夺取。对那些关系重大、直接威胁我根据地的点,不遗余力地予以强夺,而对那些次要的点、构不成直接威胁的点,则先置一边尔后取之。

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遵循上述作战原则,在组织指挥部队开展对正太路的全面破袭战——斩断、分割敌人线的同时,对敌之重要的据点,也实施了坚决有力的打击。特别是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以后,他所组织指挥的涞灵战役,其重点就是对敌人的点实施孤立、打击和拔除。用聂荣臻自己的话来说:“涞灵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同我们争夺得相当激烈,它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了边区内部。展开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扫除这些据地,使根据地更加巩固。”(《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00页)

涞源和灵丘,可以说都是敌人较为坚固的点。当我军出击正太路的时候,涞灵地区的敌人相继又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至500多人,东团堡、白石口等敌人据点,也都增加到100人左右,并且敌人为对付我军的袭击,在这里还纷纷加固了工事,储备了粮食弹药,加强了警戒。然而,即便如此,聂荣臻认为对于这样要害之点,必须不遗余力地予以拔除,否则它们在我根据地终成心腹之患。

聂荣臻根据涞灵一带敌人的部署情况,决定先集中兵力扫除其周围各据点,而后转入对付涞源、灵丘的敌人。

按照聂荣臻的部署,我1团和2团的各一部,首先对涞源城东的敌三甲村据点发起了进攻。尽管敌人据点工事坚固,守敌有80余人,但由于我军指战员勇猛顽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从而越过重重障碍,攻击碉堡,冲进村庄,经数小时的激战,终将守敌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我3团在邱蔚团长的指挥下,对东团堡据点的敌人也展开了一场激战。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重要的中转站,它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成为敌人在涞源、宣化公路上封锁我根据地的一大支撑点。东团堡的内外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设有铁丝网、鹿砦、构筑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守敌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共170余人。当我军向东团堡敌人发起进攻后,敌人立即进行了拼死的反击。我军指战员勇猛冲击,激战数天,把村周围堡垒全部攻下。残敌退入村中,凭几间房屋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参战的指战员几度苦战,伤亡甚大,不少同志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聂荣臻指示部队,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坚决拿下敌人的这个顽固据点。于是,我军毅然再度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自刃战……。经反复冲杀,敌大队长井田自知大势已去,遂将据点所存的粮食、物资、枪支和弹药堆放在一起,洒上汽油,命令所有剩下来的人员跳入火中自焚。他还挥舞指挥刀,将一个不愿自焚的日本兵的肠子挑出来,杀一儆百。当我3团指挥员从四面八方攻向这一残兵龟缩的角落时,这一武士道精神十足的家伙,自己也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东团堡之战,可以说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聂荣臻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好这一仗,拿下这个点,就是因为东团堡据点是至关重要的点,是影响大局的点。拿下这个点,便拔除了一颗钉在我根据地心腹中的钉子,也为进一步攻打涞源剔除了主要障碍。

在结束了三甲村和东团堡之战以后,聂荣臻又组织了4个团、1个支队另2个营的兵力,向灵丘、浑源、广灵地区进行了出击。灵丘敌人发现我军动向,抽调南坡头、古之河据点的敌军,合击我军。而当南坡头的敌人刚刚调出一部后,我军立即乘机袭入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该据点的守军,整个战斗打得十分干脆利落。

涞灵战役一共进行了18天,共歼日伪军11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90多支(挺),各种枪弹4.5万余发。通过这一战役,我军拔掉了涞灵一带敌人的主要据点,打开了边区的西北地区,从而进一步孤立了敌人的点,扩大了我们的面,使我边区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面的联系。

二、讲究走的艺术 坚持走与打的统一

在我国古代兵法名篇《三十六计》中,其中最后一计是:走为上。的确,从古至今没有只承认打而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尤其在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争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就必须讲究“走”的艺术,把“走”与“打”恰当地结合起来,有利就打,不利就走,机动,灵活。对于这一点,聂荣臻更是深有体会。他指出:“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18页、第583页)在这里,聂荣臻精辟地道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实质,即揭示了敌后游击战是游与击的结合,是走与打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在领导指挥晋察冀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中,他的一项制胜之道就是正确地把握游击战中走的艺术,注重科学辩证地处理游击战中“走”与“打”的关系。在他那里,走,的的确确变成了一种艺术;走得主动、走得顽强、走得巧妙灵活、走得我胜敌衰。

如果将聂荣臻关于游击战中走的艺术加以概括的话,起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走,要作为一项重要的作战原则加以对待,要重视走的积极作用。聂荣臻根据自己多年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特别重视并强调“走”在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打仗——就是力量的对比,有利就打,不利就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40页)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总结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的经验,针对“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的认识,提出了“走”就是防御、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的观点。他指出:敌人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扫荡”,尽管来势汹汹,但是它的兵力补充、给养供给困难,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同它进行周旋,就会把它拖得疲惫不堪,这样敌人不撤就要被打回去。在这里,走在形式上是被动的,然而在实质内容上却是积极主动的。走,是一种机动,走是我摆脱困难,拖垮敌人的斗争策略。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晋察冀边区军民积极运用游击战争走的艺术,忽而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忽而走向外线寻机作战,走得神出鬼没,走得敌人心惊胆战。走,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第二,走,要领会总的战略意图,按照全局的部署走,不能各行其是。在聂荣臻那里,走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或自由的放任。走,必须顾全大局、顾全整体,即按照全局的要求和部署走。早在红军时期,聂荣臻就强调必须按照中央的总体战略意图行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使得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对此,林彪却不理解走的战略意图和作用,他发牢骚说走路太多了,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聂荣臻深知毛泽东总的战略意图,认为毛泽东的指挥是英明正确的。因此,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针对林彪的错误认识指出:我们被敌人包围,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怎么能出得来?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调动敌人,多跑一点路也是值得的(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

与此同时,我3团在邱蔚团长的指挥下,对东团堡据点的敌人也展开了一场激战。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重要的中转站,它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成为敌人在涞源、宣化公路上封锁我根据地的一大支撑点。东团堡的内外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设有铁丝网、鹿砦、构筑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守敌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共170余人。当我军向东团堡敌人发起进攻后,敌人立即进行了拼死的反击。我军指战员勇猛冲击,激战数天,把村周围堡垒全部攻下。残敌退入村中,凭几间房屋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参战的指战员几度苦战,伤亡甚大,不少同志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聂荣臻指示部队,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坚决拿下敌人的这个顽固据点。于是,我军毅然再度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自刃战……。经反复冲杀,敌大队长井田自知大势已去,遂将据点所存的粮食、物资、枪支和弹药堆放在一起,洒上汽油,命令所有剩下来的人员跳入火中自焚。他还挥舞指挥刀,将一个不愿自焚的日本兵的肠子挑出来,杀一儆百。当我3团指挥员从四面八方攻向这一残兵龟缩的角落时,这一武士道精神十足的家伙,自己也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东团堡之战,可以说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聂荣臻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好这一仗,拿下这个点,就是因为东团堡据点是至关重要的点,是影响大局的点。拿下这个点,便拔除了一颗钉在我根据地心腹中的钉子,也为进一步攻打涞源剔除了主要障碍。

在结束了三甲村和东团堡之战以后,聂荣臻又组织了4个团、1个支队另2个营的兵力,向灵丘、浑源、广灵地区进行了出击。灵丘敌人发现我军动向,抽调南坡头、古之河据点的敌军,合击我军。而当南坡头的敌人刚刚调出一部后,我军立即乘机袭入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该据点的守军,整个战斗打得十分干脆利落。

涞灵战役一共进行了18天,共歼日伪军11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90多支(挺),各种枪弹4.5万余发。通过这一战役,我军拔掉了涞灵一带敌人的主要据点,打开了边区的西北地区,从而进一步孤立了敌人的点,扩大了我们的面,使我边区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面的联系。

二、讲究走的艺术 坚持走与打的统一

在我国古代兵法名篇《三十六计》中,其中最后一计是:走为上。的确,从古至今没有只承认打而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尤其在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争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就必须讲究“走”的艺术,把“走”与“打”恰当地结合起来,有利就打,不利就走,机动,灵活。对于这一点,聂荣臻更是深有体会。他指出:“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18页、第583页)在这里,聂荣臻精辟地道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实质,即揭示了敌后游击战是游与击的结合,是走与打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在领导指挥晋察冀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中,他的一项制胜之道就是正确地把握游击战中走的艺术,注重科学辩证地处理游击战中“走”与“打”的关系。在他那里,走,的的确确变成了一种艺术;走得主动、走得顽强、走得巧妙灵活、走得我胜敌衰。

如果将聂荣臻关于游击战中走的艺术加以概括的话,起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走,要作为一项重要的作战原则加以对待,要重视走的积极作用。聂荣臻根据自己多年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特别重视并强调“走”在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打仗——就是力量的对比,有利就打,不利就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40页)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总结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的经验,针对“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的认识,提出了“走”就是防御、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的观点。他指出:敌人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扫荡”,尽管来势汹汹,但是它的兵力补充、给养供给困难,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同它进行周旋,就会把它拖得疲惫不堪,这样敌人不撤就要被打回去。在这里,走在形式上是被动的,然而在实质内容上却是积极主动的。走,是一种机动,走是我摆脱困难,拖垮敌人的斗争策略。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晋察冀边区军民积极运用游击战争走的艺术,忽而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忽而走向外线寻机作战,走得神出鬼没,走得敌人心惊胆战。走,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第二,走,要领会总的战略意图,按照全局的部署走,不能各行其是。在聂荣臻那里,走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或自由的放任。走,必须顾全大局、顾全整体,即按照全局的要求和部署走。早在红军时期,聂荣臻就强调必须按照中央的总体战略意图行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使得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对此,林彪却不理解走的战略意图和作用,他发牢骚说走路太多了,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聂荣臻深知毛泽东总的战略意图,认为毛泽东的指挥是英明正确的。因此,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针对林彪的错误认识指出:我们被敌人包围,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怎么能出得来?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调动敌人,多跑一点路也是值得的(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

第三,走,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聂荣臻认为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走得坚决,走得果敢,才能走出胜利。否则就走不动,机动不了。1932年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聂荣臻率部队从金竹、三都等地向黄陂包抄敌人。部队刚出发,天就下起雨来,天黑、雨大、路滑,行动非常困难。聂荣臻说,如果是为了好走而失去歼敌的时机,就失去了走的意义。我们“必须遇河淌水,遇林砍树,遇山爬山,披荆斩棘,克服困难,一定要按预定时间赶到作战地区。”(《聂荣臻元帅的故事》第95页)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提前到达了预定的伏击阵地,消灭了敌52师、59师,活捉了这两个师的师长。时隔3年,1935年2月,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在遵义又与吴奇伟东拼西凑起来的59师和93师遭遇。由于敌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已领略了聂荣臻的厉害,所以遇到红军后,心理上的防线倾刻间便崩溃了。在红1军团的猛烈打击下,吴奇伟带着部队慌忙向烂板凳方向逃窜。聂荣臻指挥部队穷追不舍。此时聂荣臻看到部队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整夜追赶敌人,十分疲劳。于是他把身边的几名干部叫到一起,说:“现在,我们的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歼敌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里去”。(参见《中国元帅聂荣臻》第182页)敌人跑得快,红军追得更快。敌人一部分过了乌江,拆掉了乌江的浮桥。而来不及过江的敌人则被红1军团全部消灭。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前线,途中遇到了大雨。山地崎岖,道路泥泞,行军极为艰难。面对这种情况,聂荣臻则要求部队:“战机不可失去,我们必须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坚决把抗日战争第一仗打好。”(《聂荣臻元帅的故事》第124页)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吃苦、不怕疲劳,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以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及时地赶到了平型关,继而凭险设伏,大获全胜。

第四,走,要善于选择时机,沉着冷静,适时果断地走。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我军的“扫荡”“包围”,聂荣臻指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够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27页)在实践中,聂荣臻正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和原则去做的。因而尽管敌人不断地进行“扫荡”、包围,聂荣臻始终能够领导晋察冀边区军民,突破敌人的合围,变被动为主动,不断地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第五,走,要与打相结合,游中有击,击中有游。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中指出:“如果单纯的转移,即会陷入消极与被动,必须要把‘走’和‘扫’统一起来。在转移中,也要主动的打击敌人,主力虽不投入战斗,但应开展游击战,到处扰击敌人,配合民兵进行爆破、游击,打击敌人之侧后,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活动,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使整个战役不至完全处于被动。要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敌人之一路而加以歼灭。”(《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21页)。在这里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要实现走与打的统一问题,而且对于怎样实现走与打的统一也做出了具体的论述。后来,聂荣臻在进一步总结游击战中走与打的关系时,更加明确地揭示道:“我们打,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不好打,切不可使自己陷于被动,‘走’是为了尔后战胜它”(《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83页)。这样一来,聂荣臻就将游击战中的走与打的辩证关系揭示的淋漓尽致:走与打,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走是手段,打是目的;走是用来拖垮敌人,打是用来消灭敌人;走,用以掩护自己已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打,是发扬自己的特长,抑制敌人的优势。

不光如此,在指导战争实践中,聂荣臻更注意讲究走的艺术,特别是在指导晋察冀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斗争中,他将走与打的辩证法用活,成功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次疯狂“扫荡”,赢得了边区对敌斗争的一次次胜利。

平北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可以说是聂荣臻坚持走与打相统一的一部上乘之作。

1942年7月初,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2旅团及伪军一部,共9000余人,向晋察冀边区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聂荣臻指示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采取内线和外线相结合,走与打相统一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在走的过程中保存自己,进而捕捉战机创造条件,适时主动地打击敌人。7月9日,日伪军近2000人,向平北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海陀地区合围。军分区遵照聂荣臻的指示,以小部队进行游击战,与敌周旋,机关和主力则跳出合围圈向北转移。敌人屡次扑空后,便调集4000余人,在飞机、坦克和骑兵的配合下,从龙门所、狮子沟等地分三路北进,对平北军分区北线部队构成了新的合围。为粉碎日伪军的企图,做到走与打的统一,军分区南线部队在延庆、怀来等地适时袭击敌人,牵制其北进;北线部队于独石口、狮子沟等地阻击各路追击的敌人;指挥机关则发挥走的艺术,巧妙地突破封锁线,安全地返回中心区。当8月3日,日伪军再度掉转方向,合击返回到中心区的军分区部队时,军分区遂将游与击巧妙配合,以连、排为单位开展分散游击。9日至18日,军分区第8团于九里坡歼灭日军50余人;第10、第40团等部,夜袭高山寺,激战桦林子,攻占岔道城,并在水峪口诱日伪军自相混战。由于我军在反“扫荡”中有游有击,敌人既抓不到我们,又处处被动挨打,所以日伪军在连遭重创后,于19日开始全线撤退。对此,我军分区部队又乘胜追击,至8月底,反“扫荡”基本结束,我军胜利地保卫了平北根据地。

冀东区1942年春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可以说是聂荣臻活用走与打的辩证法的又一成功之作。

1942年4月1日,日军调集第27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和伪军17个团,共3万余人,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各一部的配合下,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对冀东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我冀东军分区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开展游击战,坚持走与打的统一,以一部分兵力与游击队、民兵在内线开展游击战,消耗、迟滞、疲惫日伪军,而主力则乘机向外线转移。4月3日,留在内线的第12团第4连等250余人,在遵化城南甲山,抗击有航空兵、炮兵支援的日伪军3000余人的围攻,激战终日,歼日伪军600余人。转移到外线的军分区主力,则对敌人的据点进行了猛烈的袭击,一连攻克日军10余处据点。到5月初,他们又转移到日军的翼侧,多次设伏,接连取胜,并相继攻克了二拨子、新甸子、六道河等据点。这样,到5月底,日伪军寻歼冀东军分区主力的企图落空,遂不得不结束“扫荡”。然而,从6月初开始,冀东军分区乘青纱帐起及日军第27师团主力南调冀中之机,集中主力对日军适时地展开了反击作战。他们在遵化北沙坡峪、滦城西北甘草河及太平庄、迁安西南赵店子等战斗中,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击毙了田蒲竹治少将等多名日军指挥官,并攻克10余处据点。这次反“扫荡”由于走的及时,打得有力,坚持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因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整个反“扫荡”中,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近5500人,粉碎了日伪军摧毁冀东根据地的企图,使冀东根据地的军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北岳区反“二十五路围攻”则是在聂荣臻直接指挥下,讲究走的艺术,坚持走与打相统一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38年9月中旬,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指导下,集中华北方面军3个师团和2个旅团,共5万余人,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二十五路围攻,企图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针对敌人的多路围攻,聂荣臻决定发挥游击战走与打相统一的作用,疲惫、消耗、阻击日军,并相机在走的过程中,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粉碎其围攻。为此,聂荣臻以小部队和游击队沿途袭扰敌人,并先后于神泉、柏兰、张家湾、东西庄等地阻击日军。经数昼夜激战,毙伤日军3000余人。敌人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变得更加疯狂,先后进占了涞源、灵丘、五台、阜平等城镇,并在根据地内修筑据点,进行“清剿”。对此,聂荣臻命令部队积极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打击修筑据点和实施“清剿”的日军。接到命令后,各部队马上积极行动起来:第1军分区部队于王安镇、郑家庄等地截击了日军马车运输队。第3军分区部队和军区骑兵营袭击了唐县和高门日军粮站。第4军分区部队击退了日军对洪子店等地的进攻。与此同时,聂荣臻妙用游击战走的艺术,指挥第1军分区部队在数千名日军企图夹击的情况下及时转移,急速行走,致使两路日军自相混战,死伤甚多。接着,聂荣臻又指挥第1军分区和第120师359旅各一部乘机夜袭阜平,迫使阜平日军弃城撤退。10月28日,我359旅将由广灵去灵丘督战的日军混成第2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于邵家庄击毙。11月3日,我358旅和第2军分区部队又将奔袭高洪口的敌109师团一部500余人,于滑石片地区歼灭。由于聂荣臻指挥部队有走有打,高度机动,因而我边区军民终能变被动为主动。日军在不断受到打击而无法绞杀我主力的情况下,只得陆续撤退。至11月7日,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历时48天,共进行大小战斗130多次,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

晋察冀边区1941年秋季反“扫荡”更是颇具特色的。在这里聂荣臻指挥部队,走得机智,打得灵活,充分显示了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

1941年8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6个旅团及一部伪军,共7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察冀边区实行毁灭性大“扫荡”。可以说这是日军侵华以来对华北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针对敌人兵多势众,层层推进的特点,聂荣臻认为我军首要的任务是要保存自己,在此基础上寻机歼敌。保存自己就要发挥走的艺术;寻机歼敌就要游中有击。为此他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密切结合的作战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在走中打,在打中走。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8月下旬,当聂荣臻带着军区机关和部分部队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就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随即遭到了敌人的空袭。之后他率部向沙河北面的雷堡地区转移,又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在情况十分危急之际,聂荣臻指挥若定,决心在走的过程中施谋设计,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于是,他命令一个50余人的小分队,携带电台,进至阜平东北的台峪地区,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故意暴露,吸引日军主力。果然,敌人中计。7000多日伪军疯狂地扑向台峪,并以飞机对台峪实施了轮番轰炸。这时,聂荣臻则指挥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一部乘机跳出合围圈,从而安全转移至平山县的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为避敌锋芒,保存军力,聂荣臻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留在内线开展广泛、分散的游击战,迟滞、消耗日军,令各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相继转移到外线作战。在内线作战的部队协同民兵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有力地消耗、打击了“清剿”日军。而转入外线的部队则深入北平西郊和宣化、涿鹿、怀安等地予敌以重创。在聂荣臻指挥下,我边区军民内线外线协同,走与打结合,以分散对付敌人的集中,以集中对付敌人的分散,终于使日军被迫全线撤退。在此情况下,聂荣臻又指挥部队乘势袭击、伏击、追击撤退之敌,给其以连续打击。这样,至10月16日,我晋察冀边区军民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在历时2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共作战800余次,毙伤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和野心。如果总结聂荣臻在此次反“扫荡”中走的艺术特色,起码有三点:一是,把走与施谋设计相结合——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合围,保存了我军的实力;二是,把走与打相协调统一——在走的过程中予敌以重创,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三是把走与打同内线外线紧密配合——变我军的被动为主动,内外结合,走打统一,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

三、“敌进我进” 开辟敌后之敌后的新战场

“敌进我进”,在聂荣臻战略战术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聂荣臻为达成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劣势中的优势,被动中的主动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战法。这一战法是聂荣臻在率领晋察冀军民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蚕食”与反“蚕食”、“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它是聂荣臻对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一种创造。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敌华北方面军根据其派遣军总部12月10日关于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和加紧经济封锁的命令,于1942年2月25日和26日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以求巩固占领区,使之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墓地”的使命。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华北方面军将2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成2个师团,以替补调往太平洋战场的2个师团,从而使华北兵力仍保持10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和10个独立混成旅团,共25万人。同时,大力加强伪军,使其兵力增至30余万人。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晋察冀根据地面临了更加严重的形势和更加严峻的考验。

那么怎样才能渡过难关,并且变被动为主动呢?经过反复思考,聂荣臻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吃。”(《聂荣臻回亿录》中,第544页)聂荣臻关于“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思想,在1942年9月中旬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寨北会议)上得到了明确的阐发。他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所以日寇虽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认为必须解决华北问题。九个月来……对华北各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2页)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重要任务仍然是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着重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为使这一方针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他强调:“今后对于干部配备,对军队组织等问题,都要把是否能真正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因素,深加考虑。对于新老干部都要重新具体的教育与指导。不敢深入敌之侧后去活动的干部,应即撤换。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到敌后去开展斗争,还到哪去开展呢?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13页)

聂荣臻在寨北会议上的报告,成为了晋察冀军区武装力量开展“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动员令。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北岳区坚决贯彻“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北岳区各军分区都明确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身着便服有地方干部参加者的多支武装工作队,开始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这过程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至9米,深达5至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至10米的封锁墙。堡垒的密度也很大,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中即筑有20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10几座堡垒。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武工队人员还是在群众的帮助下巧妙顺利地越过了封锁线。

北岳区武工队人员深入敌后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积极主动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此瓦解敌军。由于武工队的机智灵活,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了保定,搞得日军对保定戒严3天,紧闭城门,一个个惶恐不安。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开展了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的工作。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汉奸,我武工队给予坚决有力地打击,以震慑敌人,保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42年12月,聂荣臻指示北岳区部队发起“宣传突击周”。一周之内,就逮捕了6000多名伪组织成员,镇压了其中一批罪大恶极的分子,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者,他们积极主动地开展了对敌武装斗争。针对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的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我武工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发动军事攻势。我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王京车站;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捣毁了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另外几支小分队则分别袭击了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从而使敌人统治秩序大乱,不得不从第一线抽调更多的兵力,加强后方守备。通过这种你来我往的斗争,其结果,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那样,日军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八路军则越来越主动,迫使敌人放弃了许多村庄。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各军分区共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成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打破了敌人在平汉铁路西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而且还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和游击区。

其次,冀中区积极开展了向“敌后之敌后”的挺进。寨北会议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冀中部队,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广泛的“敌进我进”的斗争。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群众性的新战法。满城县民兵配合游击队进行作战,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在袭击离保定仅9公里的江城据点时,活动在敌后的民兵也积极参战,数千群众冲入据点,搬运敌军用物资和粮食等。活动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等有利条件,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多人,截获满载粮食及物资的大船几十艘。从寨北会议到1943年5、6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与此同时进一步瓦解了敌军,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的组织内部。这样,我们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推动了抗日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冀东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工作蓬勃发展。寨北会议后,冀东部队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继续开辟热河南部地区,与敌人的“千里无人区”阴谋作斗争,日益向东北方向发展,威胁到日伪满洲国的边沿地区,使敌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组织多支武工队,重返冀东腹地丰润、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复仇”作战、反“清剿”、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使冀东区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到1943年3月,冀东军分区扩大为冀热边区,下辖5个专署,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聂荣臻对冀东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1943年8月2日,他在与冀东军区政治委员李楚离谈话时指出:“去年9月以来……冀东向外伸展,开拓广大回旋地区的任务业已完成……目前必须立即开始进行巩固工作。以巩固为重,在巩固中向东北伸展。今年夏秋之际,应大力恢复平原,并在山地打下基础,求得山地与平原工作相衔接。”“特委在领导上,必须在中共北方局与分局的原则指示下,保持高度的主动性……才能正确地及时地指导冀东的斗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22页)根据聂荣臻的指示,1943年,冀东进行了以密切军政、军民、官兵关系和树立抗战必胜信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军运动。冀东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聂荣臻关于“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晋察冀根据地扭转了严峻的形势。对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49、551页)

如果将聂荣臻“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做法加以概括的话,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敌进我进”,将敌后作战与开辟敌后战场,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相结合。聂荣臻认为实行“敌进我进”方针,不仅是要把战场引伸到敌后之敌后,而且还应把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展到敌后之敌后。这样一来,我们在敌后之敌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就尤如钻进了敌人的腹中,可以随时地直捣敌人的要害,致命地打击敌人,从而达到制人而不制于人的目的。正是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聂荣臻在指导晋察冀军民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中,十分注意开辟根据地,扩大游击区。到1943年为止,晋察冀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北岳区收复开辟了1600多个村庄,其中许多村庄成为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它们在粉碎敌人的“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冀中军民共逼退敌据点、碉堡600多个,恢复和扩大了3500多个村庄,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大大拓展了根据地,改善了冀中的斗争环境。冀东区攻克据点40余处,在恢复了原有基本区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和滦河以东的一部分新区。

第二,实行“敌进我进”,将在敌人合围圈外作战与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相结合。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封锁、割裂、“蚕食”我根据地,对我进行频繁的“扫荡”,如什么“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扶剔”等等。然而,不管怎样,敌人总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即腹地兵多,而边地兵少,特别是敌占区更为空虚。对此,聂荣臻抓住敌人这一弱点,以少量兵力坚持腹地斗争,主力则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外,奇袭敌之要点,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补给,背击敌之留守;当敌被迫回巢时,则以敌占区活动部队回击,在补给线活动部队侧击,在腹地部队追击,协同一致,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例如,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集中大量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大量建筑堡垒,并向北岳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对此,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指出:敌人这种“蚕食”方式,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我方尚存力量之间的联系。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于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以一部兵力挺进到敌封锁线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在可能被分割、封锁的地区,预先拟定打击敌人的方案,以保护我方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被敌人利用。这样,经过20多天50多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合围,使敌人的阴谋宣告破产。

第三,实行“敌进我进”,将对敌内线斗争与对敌外线斗争相结合。聂荣臻在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作战方针的同时,他十分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关系。他反对脱离外线的单纯内线作战,也反对脱离内线的单纯外线作战。他要求我军指战员要做到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有机统一、相互配合,造成内线外线夹击敌人的奇观,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按照聂荣臻的这一指示精神,我冀中区军民在1942年的“五·一”反“扫荡”的斗争中,广泛地开展了内线与外线的相互配合、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当时,敌人以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另2个联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的战术,企图围歼我冀中部队,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对此,聂荣臻指示冀中军区,要处理好内线与外线的关系,要求各部队既要灵活、积极地打击敌人,又要避免与敌硬拼;要求生力部队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而大部队则要迅速转向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相交通要道,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这样一来,面对敌之空前残酷的“扫荡”,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生死与共,依托村落,利用并改造已有的地道,构成户户相联、村村相通的地道网,与地雷战、麻雀战等斗争方式相结合,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坚持在无极、定县之间赵户村的第7军分区第22团2个连,利用该村已构成户户相通、片片相连、东西有干线、南北有支线,能藏、能防、能打、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并结合环村埋设的地雷,在23天中,打退了敌人4次大的进攻,歼敌300余人。而转至外线的部队,对敌之交通线和据点则展开了猛烈攻击,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第8军分区一部袭击赵扶、姚马渡、文安等敌据点,炸毁津浦路上两列火车。回民支队一部一度攻入交河、泊镇。第9军分区一部利用白洋淀的草荡、苇塘有利地形地物,伏击由任邱出动的敌人,并袭击安新县城。第10军分区一部袭击冬各庄,并一度攻入大城县城。正是坚持这样内线与外线的有机配合,我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敌1万余人,尽管我方也有严重的损失,但终究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

第四,实行“敌进我进”,将敌后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展积极的敌后军事作战的同时,聂荣臻还注意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1941年12月中旬,到1942年的3月间,聂荣臻先后发布了两期开展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队按照训令的要求,先后派出几十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工作。他们通过散发宣传品、围堡喊话、文艺宣传、召开伪家属座谈会等形式,揭露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阐明我军抗战的正义性以及我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这样一来,不同程度地引起了一些日军士兵及伪军的厌战情绪,以至日军中酗酒、自伤、逃跑的事件逐渐开始增多,并且不少被俘的日本士兵还自愿留在我方,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可见,“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不仅达成了我军的军事斗争的目的,而且还达成了我军的政治斗争目的。

四、不拘一格 妙用多种形式的游击战

灵活用兵,既是斗智规律的集中反映,也是作战的基本原则。古代兵家讲:“法有定论,兵无常形”(《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说的就是作战要不拘成法,灵活用兵。毛泽东对灵活用兵思想的阐述可谓淋漓尽致,他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的中心任务”,“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选集》第461页、第462页)

聂荣臻在指挥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把握“灵活”这一要旨,他不拘一格,将各种作战形式巧妙运用,因而使游击战得到了活化,达到了“运用之妙”的境界:奔袭战、袭扰战、伏击战、破击战、麻雀战、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战等作战形式,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大显威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观。

抗战初期,聂荣臻在《关于开辟平北冀热边根据地的指示》中就指出:“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游击队和我们的领导,都应十分认真地考虑,要采取绝对有把握而又有特性的斗争方式。不仅新地区之游击战是如此,即在基本根据地,如冀中及冀东北,在敌人据点间亦同此精神。”(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04页)以后他又反复重申了开展广泛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之重要性。他要求晋察冀边区军民,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运用多种形式的游击战袭扰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也正是在聂荣臻这一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我边区军医同心协力,因而才创造出许许多多有特点又行之有效的游击战作战形式。它们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发挥了神奇的威力。在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典型的群众性游击战的成功战例。

冉庄的地道战,可谓是多种形式游击战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冉庄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南。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的民兵,响应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号召,与冀中地区军民一道用地道战打击和消灭敌人,创造了不少光辉的战例,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战斗村。从1941年开始,特别是进入1942年的艰苦岁月,我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为了使游击战在平原地区得到有特长的发挥,遂号召冀中平原的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大地展开了。在冀中各地区,地道的构造得到了不断改造和完善,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且地道之间有干线、支线相连接,并建有安全室、休息室等,储备饮水、食品和弹药等物资;地道出口的设计越来越巧妙,大多设在炕中、锅台下、磨盘下、牲口槽、水井壁等处,并在进出口附近设置了保护地道口的暗火力点;为了便于观察,在墙角、高台阶、高房、门楼上构筑活动了望孔,有的还用以掌握和操纵地雷;为便于长时间坚持战斗,还利用烟囱、水井等设置了通气孔,多数地道内安装了卡板、卡墙、活动翻口、翻板,以防放水、放毒或烟熏,并与陷阱、地雷相结合,以杀伤可能进入地道的日伪军。经过多次战斗实践不断改造,初步形成了卢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机动,又便于作战的地道网,并使地道与地面工事结合起来,成为能藏、能打、能机动的以地道为主体的阵地体系,成了冀中平原军民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冉庄的地道在冀中地区是尤为典型、尤有特色的。它主要有4条干线、24条支线,一般宽1米,高1.5米,顶上土厚2米以上,做到村内户户相通,村外可通往附近的孙子庄、姜庄、隋家坟、河坡等村,全长达15余里。冉庄民兵依托地道工事,隐蔽兵力,以暗对明,采取藏打结合的灵活机动战术,在多次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一次,驻保定、白团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向冉庄进犯。冉庄民兵先在村边利用工事和暗火力点,以地雷和火力阻击杀伤日伪军,尔后迅速转入地道。当日军冲到村东口企图破坏地堡和工事时,民兵通过望孔观察并拉响地雷,当即炸死日军数人。与此同时,村北老母庙、南口地平堡、东街碾子堡和十字街附近民兵,不断从暗室和高房工事的射击孔向日伪军开火,经数小时激战,毙伤日伪军50余人。民兵神出鬼没的行动,把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遂被迫撤退。数日后,日伪军又集中2000余人再次进犯冉庄,先用迫击炮向村内猛烈轰击,尔后步兵迅速向村内冲击。当其进至村口时,踏响了民兵埋设的土制地雷,炸死日军10余人。进村后,眼看四处空无人影,便毫无目标地盲目射击,东冲西撞;一群伪军进至东街时,其团长即被隐蔽在小庙工事中的民兵击毙,1名伪军去拖拽团长尸体,又被当场击毙。当大批日伪军进入村北布雷区时,隐蔽在暗室中的5名民兵当即拉响了11颗地雷,炸死10余人;尔后,民兵用步枪射击,又击毙20余人。日伪军无处躲藏,乱作一团,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溃逃。数十分钟后,20余名伪军前来收尸,民兵再次拉响地雷,又炸死5人。经13个小时战斗,打退了日伪军进攻。敌人在我民兵打击下,只好用准备运抢掠物资的大车拉着70多具死尸狼狈逃窜。冉庄民兵在抗日战争期间共进行150余次地道战,计毙日伪军260余人,并缴获大量枪弹物资。当时敌伪军惊骇地说:“宁走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灵丘南山地区地雷伏击战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灵丘南山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晋察冀北岳一分区和地委的所在地,纵横约百余里,四周是崇山峻岭,中间是平原,区内横贯一条公路,在上北泉至下关镇之间,有路过崖和黄崖角两处险要地段。1944年10月,敌人由灵丘、浑源和大同等地拼凑了400多人的兵力,企图用1个月的时间,向我灵丘南山地区的下关镇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举摧毁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等指挥机构,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并抢掠粮食。10月11日,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得知:敌人于12日清晨由灵丘出发,当晚到达上北泉,13日向下关镇进犯。分区当即将这一情况通报1区、4区,令其组织民兵在路过崖和黄崖角等处埋设地雷,对敌人进行地雷伏击战。1区、4区接此命令后,立即集合民兵避行紧急动员和战斗准备。担负在路过崖设伏任务的民兵在现场研究了敌情、地形后判断,敌由上北泉向下关镇开进时,可能在路过崖休息。于是,民兵在路过崖附近用300多颗地雷埋设了6个地雷群,尔后在分路两侧的土墩后面和山上隐蔽待机。在黄崖角设伏的民兵50余人,在村北2里长的河滩上埋设了1个地雷群,在四亩梁、桃树坡两道山岗之间各设了一道地雷封锁线。民兵布置完毕后,分别到指定位置进行隐蔽待机。

13日上午,敌开始由上北泉出发,向下关镇方向前进。当敌到达路过崖山口准备休息时,我埋伏在路南土墩上的民兵突然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组织力量向土墩进行冲击,刚冲进树林,即踏响地雷群,雷声四起,冲在前面的敌人大部被炸死,后面的掉头后逃。敌指挥官见势不妙,提着手枪拦阻后退之敌,企图重整队伍进行反扑。这时,我埋伏在南山上的民兵,再次向敌射击,敌为避开我雷区,便绕过树林向南山上的民兵冲击。当敌接近南山时,又陷入我第二线雷群,被炸死炸伤一部。敌两次冲击未成,便收尸准备逃窜。此时,我隐蔽在路北山上的民兵,又以土枪、土炮向敌射击,诱敌进入路北雷群。然而,敌人已不敢再向我冲击,直到天黑才沿着水沟向西南方向前进。由于敌人在路过崖遭我打击,异常谅骇,加上沿水沟行进,一夜只走了5里多路,到14日拂晓才上了公路。

14日上午8时,当敌前进到黄崖角距我民兵阵地3里左右的河滩转弯处时,我民兵向敌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敌当即散开企图隐蔽。这时,我地雷接连爆炸,敌顿时大乱,乱大队长当场被我击毙。

敌遭我路过崖和黄崖角民兵两次打击后,已伤亡过半。于是改变了向下关镇“扫荡”的计划,企图经炊岭村和银厂村向灵兵逃窜。我地委遂组织民兵准备在银厂村一带对敌进行再一次的打击。根据敌人活动规律,我民兵判断:敌到达银厂村后,可能要做饭、休息。于是决定利用锅灶埋雷炸敌。民兵们将6个锅灶拆掉了4个,在留下的2个锅灶下面各埋了20多颗地雷。15日晨,敌到达银厂村,果不出我民兵所料,敌准备做饭。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不少敌人都跑进房中避雨。当敌人生火时,40多颗地雷突然同时爆炸,顿时墙倒屋塌,当场炸死日军20多人,炸伤10多人,敌人抬着伤员和尸体向灵兵狼狈逃窜。这样灵丘南山地区地雷伏击战,历时3天,战斗3次,共炸死炸伤敌大队长以下22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对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进行“扫荡”的计划。

尖地角村的麻雀战更是神出鬼没、令敌胆寒。

尖地角村是河北省曲阳县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庄。1943年9月16日,1700多名日寇进山“扫荡”,占领了离这个村不远的立台、武家湾、范家座。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李殿冰和3个民兵,决心不让敌人得到片刻安宁。他们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当晚就赶到武家湾、范家庄之间袭扰敌人。鬼子遭到袭扰,胆战心惊,以为被我主力部队所包围,遂两个村的敌人一齐向中间地带对攻起来。我民兵早已撤离,敌人整整对打了一夜,吃了“哑巴亏”。第二天,鬼子恶狠狠地向尖地角村扑来。民兵们预先在路口、村内、井台边、房门口、水桶底下,到处埋上或挂上地雷,并在村西小山头上设下埋伏。敌人刚到地雷阵附近,民兵们迎头打了一阵排子枪,慌乱中的鬼子踏响了地雷,爆炸声震天动地,眨眼工夫就杀伤敌人50多名。鬼子恼羞成怒,出动爪子沟和鸡蛋沟里的大批人马把民兵包围起来,但民兵熟悉地形,行动迅速,抄小道转移到了寺沟东岭。一上岭,就看见沟底下有一队鬼子正朝中左村开来。民兵们一阵排子枪,又打死了18个鬼子。敌人以为碰上了八路军,背着死尸,丢下毛驴和抢来的粮食,仓皇逃走了。20日拂晓,日寇开始搜山。民兵们在寺沟与敌遭遇,打死3个鬼子后,迅速转移到别处。敌人搜来搜去,找不到民兵的踪影,只好撤出中左、口头等村,准备返回范家庄。民兵们在半路又来了个突然袭击,打死1个日军指挥官和一个翻译。当敌人反应过来并开始向民兵进攻时,民兵早已隐匿得无影无踪。日军找不到目标,便盲目射击,最后被迫撤回。在反“扫荡”中,尖地角村民兵共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机3部,骡马等47头,以及其它战利品。尖地角村的民兵还和周围各村民兵一起,以神出鬼没的麻雀,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了山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北孝墓村村落战更是极大地显示了游击战争的神奇威力。

北孝墓村位于河北省曲阳县西北,日军占领曲阳县城后,在城北灵山设一据点,两地敌人往返时,必经北孝墓村。1945年4月4日,曲阳之敌约150人去灵山据点换班,行至灵山西南之漫石道沟附近,遭我部队伏击,仓惶进入灵山,当夜我灵山附近的村小队又对灵山据点之敌进行了袭扰。原灵山之敌换班后,5日未返回曲阳。我曲阳县9区武委会分析了敌情,判断原灵山之敌可能于6日返回曲阳,曲阳之敌可能派出部队接应。于是决定在北孝墓村以村内伏击和村外阻击相结合,与敌展开一场村落战斗。4月6日晨,曲阳外出接应之敌由县城出发,行至北孝墓村北踩响地雷两枚,我民兵将其放过,敌继续向灵山方向前进。并在南村与由灵山返回之敌会合后向曲阳方向前进,敌刚走出村口,我隐蔽于村西南高地上的民兵,当即给敌人打击,尔后转移到北孝墓村西侧高地上。当敌行至北孝墓村村北高地通道口时,我高地上的民兵以步枪向敌齐射,尔后逐次转移到村东高地上。敌遭我两次打击后,即以30余人携机枪一挺,向我村西阵地猛扑,我民兵还击后撤至村西南高地上。敌主力乘机沿公路向村内运动。此时,我隐蔽在村西北角工事内的民兵,向敌射击。敌受阻后,以一路沿村西之河沟运动,在沟内踩响两枚地雷,后占领我村西高地;一路沿村北之高地运动。当敌人进入村内到达我村西与村东北角之火力交叉处时,地雷突然爆炸,步枪齐射,村西之敌始知中了埋伏,即以机枪向我村内工事射击,我在村南占领阻击阵地之民兵,见敌火力转移,则向敌进行反击。敌在我内外夹击下,慌忙退出村外,在村南又遭我南孝墓村警戒组阻击,我村内小分队闻声后向敌发起追击,追至村南5、6里,敌主力与沿村东山地运动之敌会合,尔后向曲阳城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持续了3个小时,毙伤敌人43名,缴获了敌人大批物资。

如果说以上战例是在聂荣臻作战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一些群众性的单项游击战的话,那么冀中区“五一”反“扫荡”作战,则是集地道战、地雷战、村落战、麻雀战于一体、多种形式综合并用的游击战典型战例。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对冀东、北岳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期间,加紧准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他们决定以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另2个联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战术,围歼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在敌人“扫荡”太行、太岳和晋西北地区时,便预料敌人将会“扫荡”冀中,因此曾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冀中军民在精神上作好准备,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形式随时准备投入反“扫荡”的斗争之中。冀中区认真贯彻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并于3月20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地道战斗争的指示,总结了对敌斗争中运用地道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指出地道斗争对坚持平原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动员群众自觉投入这一斗争;要求构筑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简单到复杂,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联的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并提出了开展地道斗争的战术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对策。冀中军民,根据上述指示,积极地进行了反“扫荡”准备。

5月1日,日军开始第1阶段的“扫荡”,首先从边缘区开始,尔后稳进稳扎,逐步增建据点,由边缘区向根据地中心区压缩,企图聚歼冀中地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针对敌之战术特点,我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遵照聂荣臻的指示精神,于5月7日发出指示,确定以发动全民武装自己,开展广泛游击战争,全面坚持根据地斗争为反“扫荡”的方针,要求各部队既要灵活、积极地打击敌人,又要避免与敌硬拼;要求主力部队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应迅速转向敌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9日和10日,敌人封锁了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沧百路,构成所谓“铁环阵”;在滹沱河与滏阳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建立了据点,并将滏阳河分段设闸,增高水位,使我军难于徒涉;在德石路和沧石路的重要路口增加了日军的驻守兵力,从而完成了对冀中中心区的包围圈,并开始向内压缩。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大部被迫退向中心区内。

5月11日,日军转入第2阶段“扫荡”,企图把我中心区分割成4块,尔后进行“清剿”。对此,冀中军区决定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乘敌之隙向外转移,摆脱合围。13日,军区机关率第27团等部转至滏阳河以东地区。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也陆续突围。坚持中心区斗争的部队,紧密依靠群众,利用地道,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部队以连、排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生死与共,依托村落,利用并改造已有的地道,构成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地道网,与地雷战、麻雀战等斗争方式相结合。坚持在无极、定县之间赵户村的第7军分区第22团2个连,利用该村已构成的户户相通,片片相联,东西有干线、南北有支线,能藏、能打、能防、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并结合环村埋设的地雷200多处,在23天中,打退敌人4次大的进攻,歼敌300余人。5月16日,日伪300余人进攻定县东南的北疃村,该地抗日游击队依托地道,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显示了地道战的巨大威力。转至外线的部队,也积极发挥游击战灵活多样之特长,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积极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这其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战果:第8军分区一部袭击赵扶、姚马渡、文安等据点,炸毁津浦路上两列火车。回民支队一部一度攻入交河、泊镇。第9军分区一部利用白洋淀的草荡、苇塘有利地形地物,伏击由任邱出动的敌人,并袭击安新县城。第10军分区一部袭击冬各庄,并一度攻入大城县城。

6月初,日伪军转入第3阶段“扫荡”。敌全面控制了冀中根据地中心区,转入全面“清剿”,到处搜捕我在原地坚持分散斗争的党、政、军工作人员,破坏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并大力建据点、筑公路、挖封锁沟。在此严重形势下,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遵照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决定以部分地方武装,实行高度分散,配合民兵就地坚持反“清剿”斗争,领导主力部队迅速转向邻区。上旬,第17、第18和第29团,先后经无极以北的贵子里和定县以南地区,冲破敌之重围,于7月初转至北岳区。接着,第22团和警备旅第1团等部也向邻区转移。6月9日,转移至深泽以北的宋庄时,遭日伪军2000余人围攻。该部即依托村落,构筑防御阵地,与敌展开了一场村落战。我军指战员机智灵活,勇猛顽强,打退了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战至下午3时,歼敌400余人,终于把敌人驱出村外。随后,该部乘夜暗胜利突围。12日,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27团转至冀南根据地南宫、威县间的掌史村时,遭敌合围,激战终日,歼日伪军200余人,夜间安全转移。6月底,日军主力收缩到主要城镇,反“扫荡”作战基本结束。

敌人对冀中区的“五·一”扫荡,可以说是规模空前的,然而我军民之所以能够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遵循贯彻了游击战灵活多样的作战原则。因此可以说,冀中区“五·一”反“扫荡”的胜利,也是聂荣臻妙用多种形式游击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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